观点荟萃 | 刘培林：共同富裕中不应被忽视的内涵和路径
2022年3月26日至27日，第一届“发展·共享”论坛在线上召开。会议由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和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主办。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培林，在会议上发表重要演讲。以下根据发言内容整理。
刘培林，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首先要明确，共同富裕所针对的对象归根结底是“兵”而不是“营盘”。这意味着，应该在促进人口融入常住就业地的过程中实现共同富裕。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不仅应该重视共同富裕所涉及的做大和分好蛋糕这两个经济学内涵，还应该同等重视共同富裕的社会学内涵，即让流动人口融入常住就业地。“七普”数据表明2020年底我国人户分离人口4.9亿，其中跨省或者省内流动人口总规模3.7亿，占到总人口的1/4以上。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处于流动人口的状态。这些流动人口如果仅仅是收入水平超过中等收入门槛线，但仍然处于跨省或省内流动状态，那就很难说进入中等收入阶层，共同富裕的“成色”就要大打折扣。
实现共同富裕，还要回答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致富之问”。总书记在中财委第十次会议上提出了共同富裕的六方面任务。其中，在讲到第四方面的任务，即“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时特别指出：“经过多年探索,我们对解决贫困问题有了完整的办法,但在如何致富问题上还要探索积累经验。要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合法致富。要坚决反对资本无序扩张,对敏感领域准入划出负面清单,加强反垄断监管。同时，也要调动企业家积极性，促进各类资本规范健康发展。”对总书记所提出的“致富之问”，应该深入体会和研究。
在回答好“致富之问”，广泛创造财富的基础上，还要努力积聚全球财富，至少要留住财富。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应该是世界范围内的财富踊跃流入、寻求避险机会、实现保值增值的地方。国际上有研究表明，过去这些年来中国财富创造速度和高净值人士数量增长是全球最快的，但过去一段时期内高净值人士外流数量也是全球最高的。这对投资、就业机会的创造以及第三次分配可用财力而言，都是不利的。要围绕积聚全球财富的目标，在制度改进和政策优化方面下大功夫、花大力气。
在关于共同富裕的政策讨论中还有一个常常被忽视的“日常功课”，我认为需要加以强调，那就是要持续提升宏观调控水平，形成大体稳定的价格总水平和合理的相对价格。一方面，无论通胀还是退缩，受冲击最大的都是低收入人群。另一方面，大量研究表明，过去导致收入和财富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房地产价格飙升。实现共同富裕要把握好财产性收入和一般劳动收入的关系,使供给弹性小的产品要素与供给弹性大的产品要素的相对价格水平，保持在合理区间,以强化至少不严重弱化对创新和劳动的激励。
文字整理：冯履冰、李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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